此塔基座为方形，素面；须弥座设束腰两周，每层束腰各设壶门五个，内雕云龙等，束腰上部为砖雕仰莲，承托塔身；塔身南面正中设券门，其它三面设假门，门两侧砖雕卷云，门顶浮雕华盖。华盖两侧各嵌一石雕塔铭，上刻八大灵塔名称。塔门两侧分布有很多对衬的方孔，可能用于镶嵌浮雕所用。塔檐十三层，一层大檐做仿木砖雕斗栱承挑瓦面，四面补间斗栱和转角斗栱共40朵。各栱眼壁内原置有石雕菩提达摩像，二层以上各檐叠涩内收；塔刹部分早年倾圮，1999年至2001年维修时复原。

　　朝阳南塔体量较大，它承袭了隋唐代方形塔的形制，又极具辽代特色。南塔塔身八大灵塔榜题与朝阳北塔、凤凰山云接寺塔相同，灵塔的由来还有民间传说的佛光中现八宝塔的故事，是密宗佛塔传统的装饰题材之一。这些以密宗内容为主题的佛塔，其所属寺院都传承密宗，说明了密宗佛教在辽代的朝阳地区非常盛行，为研究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南塔塔身不见其它佛塔繁复精美的佛教装饰图案及造像，现存有排列有序的孔洞，推测原应有泥塑佛像等装饰，年久落脱，只存下固定悬挂用的方孔。这种在塔身悬挂装饰物的形式还见于北京天宁寺辽塔。估计朝阳南塔塔身佛教装饰是采取的类似北京天宁寺塔塔身泥塑的做法。而券门两侧仅存的榜题，似乎标志着榜题下原本雕有八大灵塔。但直观上给人一种与塔身不协调的感觉，疑为后世所补。通过以上的推断，有专家得出以下结论：朝阳南塔本为素面，塔身现存孔洞为后世采用悬挂法增补佛像时所凿。另外，南塔的斗拱设计也是朝阳诸多辽塔中最具特色的。补间就用了九朵，五大四小，间隔排列。四朵小的几乎完全为装饰，所出斜拱皆为翼形拱；五朵大的仅仅在正中第二跳所出斜拱才采用翼形拱。这种建筑结构与艺术装饰的巧妙结合，反映了辽代佛塔建筑发展进入了较高的阶段，是研究辽代佛教建筑的珍贵实物资料。有关朝阳南塔修建历史的文献记载，直至1999年至2001年维修才有重大发现。在南塔全面维修过程中，于刹座和塔心室发现一批辽代及民国时期的文物，于塔上发现了刻有辽道宗“大康二年”（1076年）、“□统三年”（辽乾统三年，1103年；或皇统三年，1143年），及金代完颜亮“正隆”年号（1156－1161年）的题记砖，这些文物的发现为朝阳南塔修建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成为朝阳南塔研究的一个新开端。接着在2004年发现了南塔石宫，出土了许多价值珍贵的文物。其中石宫题记石记载，“于大契丹国霸州居第东南、上兴塔庙、下置石宫，藏释迦佛舍利一尊，定光佛舍利一十八粒……时统和二年岁在甲申四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丙时，故记之耳”。末尾题写“彰武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使持节州诸军事、行霸州刺史、上柱国、东阳郡开国公、食邑五千五百户、食实封五百户姚汉英” 及其眷属名字。为进一步研究朝阳南塔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石宫所在位置为南塔夯土台基北缘底部，于台基上面中央兴建南塔，而塔则位于霸州刺史姚汉英家的东南面，故题记写“于大契丹国霸州居第东南，上兴塔庙，下置石宫……”，“塔庙”，即佛塔，亦泛指寺塔。按题记所载，辽圣宗统和二年四月十一，在霸州兴建此塔、夯筑塔基之前，姚汉英以霸州的特殊身份将自家供养的锭光佛舍利等物藏于石宫，而南塔地宫佛舍利应当葬于同年四月初八佛诞日。结合维修发现的题记砖，证明朝阳南塔可能始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其后于大康二年（1076年）和金正隆年间（1156－1161年）至少维修两次，间隔时间都在90年左右，此塔在辽代的名称及所属寺院情况，尚未可知。

　　朝阳南塔与同时代朝阳四座辽代方塔一脉相承，它承袭了前代的形制，又独具契丹民族及北方佛教文化的艺术特色，是辽代佛教建筑的典范之作，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